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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秀文
发布: 2006.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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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医学到中医

 《科技中国》20062月号第66

      

      2005 1223日在首都医科大学举办的那场关于系统医学的研讨会上,我是一个十足的旁观者,这样说,首先从学科角度讲,当时在场的,都是著名的医生、教授或将来的医生,而我只是一名门外汉;其次,从在场诸位所关心的角度讲,大家参与这个研讨会的“心理期待”是了解当代医学前沿的进展,而本人所关心的,是系统医学这个话题下涵盖的中西医结合,或者说中医的前途问题。

     听了诸位教授深入浅出的演讲,受益良多,彼时萦绕于脑海中一些念头亦与本人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现象发生碰撞,此前许多悬于心头的“结”豁然而解,下面,本人就从一个科技新闻工作者的角度,谈谈自己在参与这个会后的一点拉杂感想。专业领域,本不容外行置喙,然窃以为,所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也算一家之言吧。

     研讨会的组织方在介绍语中对系统医学的定义是:“系统医学是在哲学的层面对现代中西医结合的诠释。”当然,这是一个延伸了的定义,就其本意而言,如果说系统医学只是系统论这一方法论在医学领域应用的结果,那并不符合史实。正如会上鲍遇海教授谈到的克洛德•贝尔纳《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中的机体论概念、凌锋教授和金观源教授提到的坎农“内稳态”(Homeostasis)念,这些基础概念都是西方现代医学走过几百年理性化过程,分科逐步细化,专业视域缩小到相当高的程度之后,对于自身不足的整体反思。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亦在《一般系统论》一书中承认“系统论是与暗藏于种种学科中的潮流相符合的。”换言之,系统论比各专门学科更高的是其“一般性”(金观涛教授在会上用系统论的数学模型切合系统医学的尝试通俗易懂,非常成功),也正是由于这点,中西医有了对话和互译的一座桥梁。那么,是不是中西医就找到了“中西汇融,整体处置”(赵申生教授语)的钥匙呢?

    在讨论中西医的问题时,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的一段话被无数学者引用:“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研究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协调与协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因此,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一个启迪的源泉。”研究《周易》者,研究儒学者,研究中国科学史者以及中医,都会留心这句话。

    诚然,普里高津是诺奖得主,他的话是权威的,但究竟该怎么理解这个“启迪的源泉”?而现代科学的转向,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思想高于西方思想?或者说,科学是经由中国思想的“点化”才从迷雾中找到正途(就像所谓“莱布尼兹经周易启发才发明了二进制” 的故事)?重视方法论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方法论当然重要,但方法论一般性代替不了具体而微的研究。关于这个问题,李约瑟说的更中肯:“中国在尚未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李约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这番话,似乎并不应该理解为对中国道家科学水平的赞扬,而是清醒而善意的提醒。“采用整体方法时,也必须对局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个程度,当然也是越高越好。了解了局部,并不一定能懂得整体,但不了解局部,也无法很好地懂得整体。”百年来,在“现代—传统”命题下苦苦寻觅的国人,是坚信“古已有之”,用西方科学进展来“印证”祖先的高明,还是埋头做一点一滴的整理工作,这方面李约瑟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具体回到医学这个问题上,今天大家都承认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整体特色。金观源教授将其概括为“紧密、黑箱”,这是现状的概括。历史地看,“中医的五脏并不等于解剖学上的五脏。但这只能说是后来的发展。起初,五脏就是五脏。《内经》及在此前后的医学材料证明,当时的医学家,并不甘于采用现在所谓的黑箱方法去认识人体,而是力求去打开这个黑箱,并确实打开过……以《内经》为理论基础的中医学之采用整体方法,并不是人们的一种自觉,而是人们的不得已,是在人们无力对局部进行具体认识的时代不得不采用得方法。”(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

      系统医学以其方法论的高度为中西医找到了共同语言,如“内稳态”与平衡概念的近似,如金观源教授所著《临床针灸反射学》得到了美国主流医学的认可,又如凌锋教授治疗海若的经典案例。这些都属于赵申生教授所说的可“翻出去,翻回来”的部分,在实际的中西医碰撞中,尚存在大量“不可翻”的细节。这次研讨会,我听后的突出感受是:系统医学尚在探索阶段,其实际操作手段,有待进一步明确细化(如干预度和干预时机的问题,还有底层描述语言的问题),靠其完全融合中西,寄望过重了。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能听到这样的报道:美国搞了一项研究,想弄清楚绿茶为什么能防癌,结论是绿茶能降低人体内破坏DNA8OHdG;生姜能杀菌,因为其中含有姜醇姜辣素;吃猪蹄能美容,是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抗禽流感药物达菲用到了八角茴香中的莽草酸成分……这些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说法,在中医那里便可能完全讲不通。现代传媒塑造了大众心理,即便这些报道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在理论的认受性上,毋宁说是对中医认受性的无意识消解。西医看阿司匹林,很简单,主要成分水杨酸;中医拿这个药来用,分析起来是“药性寒凉,体虚慎用”。老中医陆广莘说,中医不认细菌、病毒,疗法的根本出发点也自然不是抗病毒、抗细菌等抗生手段,“治糖尿病不降血糖,治高血压不降血压。”但是不可否认它确确实实有效,对同一个世界的两套理解网络。或可用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来体会,那样的角度看来,二者之间的融合,根本就是无解的。还好,真实世界没有理论这般机械,君不见,即便在物理学这个领域中,牛顿和爱因斯坦还在教科书中共存无碍?   

    平心而论,中西医经过百年纠缠至今,不能完全归因于政策因素。医学和研究“死物”的物理化学等学科不同,它的对象是活生生有意识有情绪的人,有鉴别力的人可以用 手投票,智识平庸的人也完全可以“用脚投票”。换言之,疗效是个硬标准。西医的经典战例,远的如X光机的应用、弗莱明发现青霉素,近的如抗禽流感药物达 菲,往往是某种药物(器械、外科操作法)“一战成名”,成为定式,详载于医典和教科书中;中医论及自身疗效,每每都会举1950年代治疗流脑、1988 治疗甲肝以及2003年抗非典的经典战例,但是即便有了这些战例,因为在中医看来,不同个体之间,即便得的是所谓“同一种病”,其内部的动态平衡状态也是 因人而异的,根本没有可重复性。

    金观源教授在会上给大家画了一个示意饼图,现在的中医组成是:75%艺术,25%科学。艺术什么要求?艺术拒绝重复,力排“匠气”;艺术讲求艺术家个性张扬;艺术家不拘泥于单一的创作手段……金教授所言实为剀切之论。那么,这些艺术的成分是否应该完全科学化?能不能完全科学化?我思索的结果是否定的。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鲍遇海教授在演讲末尾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系统状态终将要用生理学和病理学的语言解释,那么,这个理论的优势将会是什么?”鲍教授给出的回答是,用于梳理具体研究得到的数据网络。而彼时我脑中想到的则是:如果有一天,科学能赋予中医整体诠释,那么中医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唐诗当然可以翻译成英语,但即便大概意思还在,却神形俱损,那还叫唐诗吗?

      当然,这么说不意味着,我对中医持悲观态度。中医作为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传统学科,流传到今天,显得有些孤零零——与其共同辉煌过的其他学科都已黯淡。中医的盛况不在,并不单纯是自身效果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辈子救人无数的老中医,中医也有叫得响的拳头项目。虽然现在中医沦为综合医院的一个专科,中医院西化亦不可遏止,但是名中医还会有,而且会因其稀缺性得到价值的提升,其大展身手的主战场,集中于肿瘤等西医话语权较弱的领域。有人以计算机—书法、流行歌曲—京剧的情形来类比这一过程,虽不中,然亦不乖。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寄望于忽一日“圣人作,黄河清”是不切实际的谵妄。从环境的角度看,社会的大气候 ——生活节奏、人际距离、话语权力、宣传策略——决定了中医这个整体不可能超然世外。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现代化的渗透过程使得人的生活节奏加速,对于医疗服务的心理需求也在改变,以本人的经验为例,本人的外公生前是当地村中唯一的医生(中 医),诊所虽小,五脏俱全,至今我还能记得幼时玩药碾子砸到脚、偷吃药房里“熟地”而流鼻血的经历。1980年代传至舅舅这一代,外公教了一些,后又在市 里卫生学校学习。开诊后,前来登门求医的村民虽不少,可大多数患者都要求采用“见效快”的方法——地里还有农活儿耽误不起、孩子要考试,赶快治好别耽误学习????虽然说中医见效慢是偏见,可当时可用的成药不多,汤药炮制、熬药要花不少时间,镇上买来的饮片也掺杂着不少次品,质量不稳定,用了效果难保。于 是天天看到人排队挂吊针,抗生素、激素也用得厉害。渐渐地,在舅舅的日常行医中,基本就全都采用西医办法了。

      相信这样的事情在全国绝非个别现象。无独有偶,去年本人一同事冬天滑雪时不慎摔倒,伤及左腿韧带,无法行走,当时以为是骨头受伤,住进北京宣武区一家中医院,中医的判断是虽伤但无大碍,采用推拿针灸便可痊愈,后在这位同事的要求下,改以西医外科技术先开刀,然后再辅以按摩等。“速度”这个镇制性概念对现代人的控制,可见一斑。

     人际距离——从行医形式上看,传统中医采取的是一对一的方式,看中医,人们往往宁愿选择所谓“老中医”,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毕竟,中医对仪器和客观指标的依赖比较少,医生的经验起着重要的作用,医生的个性化,治疗方案的不可重复,使得患者鉴别中医的难度和鉴别西医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换句话说,就是中医行医的方式,蕴含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良医难寻。个别庸医的做法,还酿成了一些患者“中医只知道吹,西医只知道推”的气话。这种信息不对称,中医在以前曾通过乡里的口碑、熟人的介绍、乃至皇帝的赞誉而部分抵消。现在由于人们之间心理距离的增大——邻居都难知姓名,还有所谓“杀熟”的劣行——上面这些因素也在弱化。不无戒心的人们宁愿倾向于客观指标,其心理后果便是对中医的无形疏离。

      宣传策略 ——作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的伽利略本人非常擅长推销之道(《科学共同体运作的神秘人物》,《科技中国》200510期),帕拉切尔苏斯也曾当众烧毁盖仑 的著作,与西方这些人物相比,中医在社会“公关”方面是弱项。古代,它习惯于私人教学,秘密传授(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到了现代,不知是不是因为中医太想摆脱自身的处境,或是寻找形而上的宏大理论做倚靠(如“全息论”之类),或是宣传神秘主义,或是给中央写信期待自上而下的“变法”。为了获取社会的认受性,某些中医的作法实在令人不解。前些天,本人的一位老同事买了一套针灸器械,附赠的说明书厚达两百多页,封面赫然印着“百岁不是梦”的字样,打开一看,前面将近100页(全彩页)不是穴位示意图或手法示意图,而几乎全是发明人与某某领导人的合影、与外国人的合影、满墙锦旗的照片。正文不讲副作用,不讲安全事项,不讲从头到脚各种疾病的有效率,而用赞誉的引语、每病必附的“感谢信”代替——这样粗糙的说服办法,不知该让人如何评价。是对自己的发明非常有信心——得到了那么多腕儿的承认(不排除礼节性的)?还是对几近包治百病的说明书心虚,用一堆堆的照片、证书复印件来拉大旗做虎皮?这种骄傲和自卑糅合在一起的复杂心态,并非中医建立群众认受性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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